刘颖等：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

 

作者:刘颖 张英魁 梅少粉

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来源：《学术交流》2010年11期

 

摘要：乡村精英的外流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它导致了乡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的匮乏及新农村建设中坚主体的虚空。要解决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问题,必须积极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即流入与流出的平衡与协调。同时,要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

 

农民是承载着长期历史传统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乡村的主体,而其中的精英人才是当下新型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乡村精英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质量和进程。由此,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塑造新一代高素质乡村精英人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需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正逐渐抽空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涌向城市的背后,其实质是乡村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精英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这批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的群体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使劳动力严重匮乏,乡村基层民主建设举步维艰,以致传统文化的继承大打折扣。诸多学者的研究从对村庄生活具有实时参与性的村内精英,到近三十年来随着民工潮大量流失的农村精英,多方面的探讨已在指向农村精英流失问题之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农民自身对于农村资源的流失也十分焦虑[2]。据此,转变理念,调整产业结构时不可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发挥主导作用,创造机会,提供保障,吸引精英人才的回流,惟其方可使得新农村建设稳步前行。

一、剩余劳动力转移表象下的精英人才流失

乡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物质与劳动力相结合是任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事生产的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中,当劳动人口不能实现与生产物质的正常结合,便会出现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自明代伊始,由于人口逐渐的增加及农作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演进,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改进和提高。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农村生产活动所依靠的劳动力逐渐减少,由此而产生了农村人口渐趋饱和,甚至是过剩的形势。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及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当土地生产不再能负荷激增的人口时,便产生了过剩人口,即通常意义上的富余劳动力。这样便初步形成了历史上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问题依旧持续,当时制约中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制度。相对较少的耕地却被多数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均分,使得每个农业劳动力所有耕地很少,这种农村劳动力不能被充分运用的低度就业成为农村集体劳动者的共同问题。在当时,农村富余劳动力泛指的是农村劳动力减去从事农林牧副渔等行业之后所仅存的劳动力差额。在1978年历经改革开放之后,承包制度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在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被突显出来。首先是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由于出勤人数增多,原有农田已经容纳不下劳动人口,再加上实施农业机构化及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使得此问题更加显现出来。其次,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等因素使得剩余劳动力增加的现象更加严重。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农村社会人口不断向城市社会流动,而城乡二元架构的形成使得这种流动趋势更加激烈。为了摆脱农村社会的简单落后,大量的农民纷纷走出乡村社会而奢求从城市社会中获取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他们不愿仅仅依靠土地来求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农民工”大量涌现。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以大学生和创业者为代表的精英人才,一旦离开之后就不愿再重回故土。

学术界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介入始于李远今的《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载于1957年第2期《教学与研究》。这一概念从 1964年开始使用。现在称“富余”那时候有剩余,是因为生产队安排的,安排不下的就是剩余,和市场没有关系。行政剩余,即现在所说的富余应该是市场富余,就是没有竞争力的老弱病残的转换问题,而不是农民工的转移。理论界的富余劳动力是把所有的劳动力视为一个同一的个体了,好像在量上有一千万,就有一千万农民工,其实多余的数量和现实的农民工是两个概念。概而言之,中国农村劳动力富余的群体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富余,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富余,农业增生困难时期的市场剩余。西方农村的劳动力富余,其实不是市场富余,而是职业选择性富余,和中国不具有可比性。

所以,新时期的农民工已经是竞争获胜的群体,而非产业富余。其大规模单向流入城市是农工潮掩盖下的乡村精英人才流失的实质所在,这是一种相对于特定生产条件所产生的过剩现象,即为一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在劳动市场中的过剩人口隐含了三种意蕴:为过剩人口与劳动力有关,是有劳动能力人口的过剩;为过剩人口主要和生产物质有关,仅指有参加劳动的愿望,但不能与生产物质相结合,是与生产物质相脱离的劳动人口;为劳动人口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从事劳动的过剩人口,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所产生的。总之,过剩人口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水准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所可能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大于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进而使得部分的劳动力和生产产生脱离所引发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富余,应该转移这毫无疑问。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实现的,即农村劳动力配置到乡村，把无竞争力的,无一技之长的广大劳动力配置于乡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而优势劳动力,即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年龄结构合理的乡村精英人才成为了现实转移的主体。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农民的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流动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的一个突出特点。所谓农民流动就是农民为寻求其他生活来源而暂时或长时间离开原村而处于流动状态 [3]。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大部分人口住在乡村,而农村地区的大量劳动人口已处于“失业”状态,由此而产生了劳动力的“富余”,实现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势在必行。就地转移是实现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成功选择。本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原则,我国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劳动力转化模式,如依托于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依托于个体经济的温州模式,依托于外向型经济的珠江模式等[4]。长期、短期与临时性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带来了双重效果。一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带来推动力;二是这些较年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民工并非实质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其大量流出势必导致农村土地的荒芜和农业产量的下降,使乡村发展陷入困境,从而形成了“乡村发展的‘空心化’”。[3]

目前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近六成农村人才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能够带领农民群众获得农业以外收入的技能型、经营型人才比重却很小;在生产能手中,种养人才占到84%,从事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人才只占14%;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人才拥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为22. 7万,即便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文体艺术类人才等素质相对较高的群体,中专学历也只占11.6%和10.9%。此外由于农村人才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目前40岁以下农村实用人才只有247.9万人[5]。劳动力转移的潮流中掩盖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学术界大多赞成梅塞尔用“3C”来阐述乡村精英的核心要素,即“意识 (consciousness),精英成员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其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凝聚力(coherence),即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共谋(consiracy),即成员间必须要有信息交换,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以增进群体利益。”[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即为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据调查,有许多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的生产者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这种现象被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由农村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择业城市,加之这一过程的恒定持续性,使得乡村人力资源结构出现了严重的质和量的失衡,新农村建设主体虚空。可知,农村劳动力富余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和外沿的问题。这种劳动力富余——转移逻辑,并没有看到一般的农村中,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已经是无竞争力劳动力之最后容身之所,才从事收益低下的最基础生产的事实。综上可以看出,现代乡村劳动力转移并非富余转移,实乃强势劳动力的转移,是乡村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

二、乡村精英人才流失的社会影响

所谓农村精英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能够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积极贡献,并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农村劳动者。他们既包括农村中德高望众的家族智者,又包括一些能够带领农民致富、农民信得过的知识分子、科技带头人等。他们在农村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7]。正是这样一个人群的流失造成了我国的农业生产优质劳动力的欠缺,使得乡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举步维艰,同时也抽空了以乡村为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

显而易见,精英人才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农村生产发展优势劳动力缺乏。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种植业是乡村经济的主导产业。而乡村种植业的高效发展最初依靠的是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春耕秋收无一不是以大量丰富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的。现代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农林牧副渔,还是生态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及至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发展,都不是不再需要人力,而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群已经发生转移,由乡村单方面的、大量的流向了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讲,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为乡村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起到了积极作用,亦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从长远看,精英人才的外流抽空了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影响了农村的长期效益。在农村经济多元化之后,农林牧副渔的发展依然没有脱离对优势劳动力的依赖,尤其是对技术型,包括掌握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作用于农业的高科技的乡村精英人才。民工潮之下乡村精英的外流直接导致农村土地抛荒率升高,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急速下降。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而缘何甚难作用于农业?正是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使得科技与农业、农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连接。更重要的是精英代表着乡村发展的活力与创造力,其外流流掉的农业科技的实践力量。随着这种外流程度的渐趋升高,农村自生的发展就愈加乏力。外出打工积累资金、技术是有益的。但如果迟迟不将这些积累转化为农村的生产力,对于农村来说就是损失。而且从长期来看,这种短期内积累的资金、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将逐渐淡化,最终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

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使得我国在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举步维艰。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农民就有依靠自家精英的传统。“中国农村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政治景观十分别致……因为聚村而居的中国农民,在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中,往往能产生自己的领袖……这些布衣领袖往往是在道德上、能力上出类拔萃的且见多识广的人物,虽说在乡村中没有什么正式的名目和身份,但却拥有相当的权威。”[8],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正式领袖的意志要通过与布衣领袖协商,甚至通过与后者的疏通才能得以贯彻。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乡村精英人才不仅在乡村制度建设、民主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更主要的是一些“软实力”的影响———即乡村政治民主化的理念在相对具有较高威望的精英人群的导向之下,正渐趋内化为一种普遍的政治道德诉求。劳动力转移掩盖下的精英人才流失使得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缺乏动力。布赖斯曾经说过,“大概没有什么统治方式比民主更需要伟大领袖了。”[9]乡村精英历来是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所倚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素质较高,掌握着比其他村民更多的资源,是影响乡村治理水平和基层民主发展水平的关键和领导力量。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建立起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乡村资源整合机制,民主政治是制度保障。当前农村普遍存在能人治理的理念,“他们仍然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于‘清官’,希望有一个超凡人物带领他们实现某种理想”[10]。而乡村精英人才的大量外流便得他们的这种愿望可望而不可及,乡村民主的进程大受其阻。

不可忽视的是,精英人才的流失抽空了以乡村为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千年风俗习惯的传承,单位家庭教育的培养,及传统的孝道底蕴无不基于乡村中的精英人士。在传统社会的常态,农民是政治的“观众”,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哄哄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旦到了社会的非常态,农民就会由“观众”转化为“暴众”,横扫政治如席卷。在这“全部”或者“全无”的逻辑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近乎恒定的基本政治意向[8],这一意向也许正是农村社会以精英为纽带而流传至今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吧。由此,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尤显突出。中国农村是几千年中国传统精华沉淀的缩影,乡村精英群体秉承了儒家文化中的仁德教育,强调孝道与家道,承担着儒家传统文化在农村地区传承与发扬的功能[11]。这些精英群体进城为庙堂之上的大夫,回乡则为乡村土绅。进城及出外游历之时,士大夫们相互切磋砥砺,塑造着主流的人主话语及主流的道德动向; 回到乡村,他们则把这些知识与道德适用于乡里,从而提振乡村的人文道德[12]。然而,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出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优秀文化的承袭对继承者、学习者往往具有诸如领悟力强、善于观察、手巧等素质方面的要求。因此,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也是一个需要乡村精英参与的过程。当这些精英人才外流为城市的一分子时,农村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失去了它的承袭主体。“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碰撞的迹象不断出现,看得出传统虽然也活着,但是过去的风俗和信仰已经四面楚歌。”[13]

综上,乡村精英人才的流失对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正逐渐加深,既有青壮年及高素质劳动力的欠缺,也有乡村政治参与及建设主体的缺位,更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主体的虚空。长此下去,必将严重阻碍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和谐发展。由此,多渠道全方位培养新一代精英人才,留住既有精英人才,并实现已流失精英人才的回流势在必行。

三、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对策

要解决乡村精英人才外流带来的诸多问题,必须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既包括硬件设施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又包括软件设施如乡村文化氛围、生活环境等的引进和完善;既包括制度上的保障,即政府主导下的人才回流机制、村民自治机制,又包括市场主导下的竞争,即增加农村土地附加值,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既包括培育新的乡村精英人才、打造其成长的内部硬核,又包括实现人才的回流。留住人才,从内部引力和外部推力两方面共同着手,惟其方可实现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最终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首先,通过教育途径、转变理念,实现乡村精英人才的合理、理性流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正逐步转变为一种“过滤器”,把大批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才一味地转移到城市建设中去。农村学生将考学作为跳出“农门”的主要跳板和机遇。越是重视教育的地方,考出去的学生越多;考走的人多,回来的人少,越发导致了农村人才的失缺[14]。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教育的理念有关系。要改变这种状况,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改变“只为城市育英才”的现实逻辑,立足培养农村急缺人才。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15]二是引导学生真正认识农村,立志将来扎根农村,为农村服务。当今的青年学生,甚至包括来自农村的学生,对农村的认识大都仅停留在感性层面上。从未来职业定位上,很少考虑到农村是其目标之一。因此,各类高等院校需要积极开展诸如支农、助农、社会调研等活动使学生真正深入农村,切身体会农村现状并发现趋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其思考研究提出相应对策。这样既可锻炼学生的能力,又可造就一批真正服务于乡村的精英人才。

其次,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村土地的附加值。随着中央扩大内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将不断增加,如何将这些投资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从而激活农村经济发展,关键是土地增值。乡村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使然,而拨开层层表象的面纱,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发现造成这种视角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土地附加值过低。农村土地附加值过低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农业产业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文化需求难以满足。据一份进城务工人员调查表显示,农村人进城务工的动机大致有: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者占49. 8%;为了挣钱养家者占42.8%……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个群体,进城务工的主要动机均是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及挣钱养家[16]。而这正是农业土地附加值过低导致乡村精英外流的一种表现。鉴于此,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把为农民减负真正落到实处。“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8],最终把落脚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来,增加农业土地附加值,满足乡村精英人才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大农业科技含量,以市场为导向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村要依托各大高校、农校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充分利用高校人力资源,充实新农村建设主体,提高农民素质。同时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按照平等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建立结构型、互补型生产布局,从而实现市场主导下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

再次,组织创新,以实现乡村基层民主为契机,充分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主体作用。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要通过“精英人才广泛参政议政”,突出智力在新农村建设及管理中的作用。而要推动智力的回流,就需切实加强以人为本,全面改造目前层次多、官僚伤风突出的县乡体制,建立“扁平化”的县乡组织,为回流的精英人才提供系统与全方位的参政议政作用,让他们积极参与本地农村发展计划与战略的制度和执行,这对人才回流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号召与引领作用 [17]。同时,政府应从政策上向农村倾斜,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力度,如鼓励大学生到农村挂职等,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建设,建立健全完备的农村民主制度体系,为能力强、责任感强的乡村精英们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使其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的中流砥柱。更重要的是,要尽量给乡村精英创造机会,使其将农村社会的发展内化为个人理想实现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从内心真正产生为农村服务的激情,留住他们的心,加上不断完善的保障机制,方可留住其外流的脚步。

最后,适时建立人才回流机制,协调精英人才的流入与流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要建立乡村人才回流机制需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即内部增大农村吸引力,大力发展当地经济,缩小城乡差别;外部加大推力,通过各种政策、制度创新来反推乡村精英人才的回流。中共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8]。这就需要加大农业资金、科技、人才的投入, 政府主导下的定期培训与监督机制应随之建立并完善,促进人才回流,为建设新农村提供人才支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内容[18]。我们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形成城乡互动共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2005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引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即是经济带动,要求城市经济产业的深入发展,调整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农村;以成带乡尤其要注重产业融通,根据周边农村地区的区位特点和农产品生产状况,加强城乡之间的工农结合,利用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结合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优势取得城乡之间的双赢效果,让工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发展的辐射性,对于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产业或企业,可以适当将其转移到农村社会,这样既可以提高农业的产业效益,又可以增加农民大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增收提供渠道。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也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支持,其中关键就是解决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以及完善各级财政间转移支付等问题,尤其是要建立起根据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基本要求向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确定转移支付的制度[19]。有了这些制度上的保障,方可使得精英人才在乡村这个舞台上尽显神通而无“后顾”之忧,真正找到自豪感和归属感。

综上,农村对我国当前劳动力转移掩盖下的乡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我们需理性分析,重视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影响,从其对农村软硬件发展的影响中,找到症结所在,从而开出良方,积极应对。一方面,加强教育,转变理念,固化人心,使精英人才真正服务于乡村;另一方面,从内外两方加强着力,内增吸引力,外加推动力,真正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是为问题之源。由此而致的精英人才回流,政府体制完善,乡村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良性循环便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