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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会学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引起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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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县干部》博士论文完整版见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960756a8284ac850ad0242cc.html

 

【编者按】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毕业论文《中县干部》是田野调查的一个典范,但同时它又有违背学术伦理的地方,因此,本期提供了两篇角度不同的文章供大家学习和反思。

 

1、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

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曾兵以媒体相关报导为蓝本,试图从多个方面梳理基层官场生态环境,请网友们拍砖。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槛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像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2、程海华:《中县干部》有悖学术伦理

作者:程海华 旅美学者

最近,北京大学一篇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轰动,该论文作者借两年在中部某县挂职之机,调查了中国某地的政治生态,文章的水平如何笔者暂不予置评,或许确实发现了当下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某些“真问题”,所以为大众媒体所青睐。

然而笔者看完该新闻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篇博士论文如果是由美国高校的博士生撰写,并且配合大众媒体报道,那么,不但作者本人要被取消学位并开除,作者的导师以及所在院系、甚至校长都要受到处罚,其原因就是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一个权力相当大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

科学研究虽然能造福人类,但违反伦理的科学研究却是杀人手段。与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用中国人做实验一样,美国卫生部研究机构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愈美军士兵的性病,以免费医疗为名,在阿拉巴马州很多黑人中间先种植性病病毒,再进行药物治疗以测试疗效,这项研究竟长达40年。

上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揭露了这一丑闻,引起社会各方对科学研究伦理问题的关注。在强大社会压力下,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于1974年出台法令,要求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一切关于人的医学药物等研究。

并非所有美国高校都有伦理审查委员会,但有该委员会的高校都是研究型大学,没有该委员会的高校则没有任何资格做此类研究。

一项完整的审查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要向委员会提交研究申请,由委员会进行审查,必要时与申请者面谈。各项审查极严,包括被研究人员是否了解该研究的危害、被研究对象的身份保密,甚至包括存放资料的电脑安全性等种种细节。

伦理审查委员会要仔细研究该申请,如果发现任何违反伦理的细节,要么要求修改,要么就否决该研究。一旦被否决,就很难上诉,更不能一意孤行去实施。因为委员会权力非常大,违反规定的研究人员不但要被开除、取消学位和学术资格,并通报全国高校联盟,有时甚至会被移交司法机构,也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前程。相关机构如所在院系等管理者也要受到不同程度处罚。

这项法令迅速在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实施,并从自然科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研究拓展。因为社会科学往往需要采访当事人,因此研究底线是该研究不能导致被采访者名誉损害,或者遭到逮捕、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违反伦理的自然科学能杀人,社会科学亦然。

美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逻辑认为,学者是研究人员,而不是新闻记者或执法者,并不肩负揭黑打黑的责任。“卧底式”研究是违反学术道德而绝对禁止的。社会科学伦理审查制度不仅保护了被采访研究对象,也防止研究者超越身份的研究遭受被采访者的报复。

《中县干部》这篇论文受中国舆论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对学术伦理缺乏基本的价值认知。我们不能胡乱猜测这位博士的研究初衷,但学术研究不能违背伦理的底线,应成为社会共识。在美国,违反伦理审查制度的研究,是比剽窃更恶劣的学术道德丑闻。为了重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与信任,建立中国高校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刻不容缓。